构建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生态体系：逻辑、框架与协同治理路径

摘要：在数智技术迅猛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，文化遗产的保护、传承与活化利用，正经历从“数字化记录”向“生态化应用”的转变。本文基于信息生态学、“公地治理”等与平台生态相关的国际理论视角，剖析构建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生态体系的内在逻辑，从资源、技术、主体、应用四个方面提出体系框架，从制度、主体、数据、价值与国际五个维度探讨协同治理路径，努力为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、推动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提供理论参照。

关键词：文化遗产；数字化；应用生态体系；协同治理

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承载形式，也是中华文明能够持续不断发展的见证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：“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，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；不仅属于我们，也属于子孙后代。保护好、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、对人民负责。”当下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三维重建、区块链等数智技术正重新塑造着文化遗产从价值认知、资源保护到智慧管理、文化滋养、产业创新的整个流程。2022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明确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一个“物理分布、逻辑关联、快速链接、高效搜索、全面共享、重点集成”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把“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”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。但在实践方面，存在着诸多碎片化困境，包括重采集轻应用、重建设轻治理的情况，同时还存在数据孤岛林立的现象，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程度不高。

以“数字敦煌”“数字故宫”为代表的标杆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但在跨地域、跨层级、跨门类的数据贯通、价值转化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。需要突破单点项目的思维模式，运用生态化理念来统合技术、资源、主体与制度，以此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生态体系。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，“欧洲数字图书馆”（Europeana）、谷歌艺术与文化（Google Arts & Culture）等平台的成功经验表明，只有打通数据壁垒并建立协同生态，才能够释放出规模化数字价值。本文借助信息生态学、“公地治理”、平台生态等相关国际理论，对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生态体系的建立逻辑、整体框架、协同治理路径进行简要阐述。

一、逻辑维度：为何要构建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生态体系

（一）价值逻辑：从“抢救性保存”到“创造性转化”。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、活态的特性，其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理留存方面。埃莉诺·奥斯特罗姆（Elinor Ostrom）在《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》（1990）里论证称，自然资源能够被视作需要共同治理的“公地”，之后她与赫斯在《理解知识作为公地》（2007）中把框架拓展至知识、文化等“公地”。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属于全民共享的公共知识财富，它的价值实现依照“公地治理”逻辑，只有在开放共享、合理使用、使用者规则建立的情况下，才能够从静态档案转变为持续再生的文化创新源头，达成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
（二）技术逻辑：从“物理实体”到“数字孪生”。数智技术让文化遗产能够突破材质劣化、空间阻隔和代际衰减的限制，达成高保真映射。数字语境下，高精度三维扫描、多光谱成像、知识图谱等技术，给文化遗产本身添上了“可测量、可关联、可追溯、可生成”的被处理空间；而面对它的人，则获得了“可理解、可沉浸、可探索、可共创”的体验空间，让保护从被动留存、单纯浏览转变为主动预防与深度阐释。

（三）治理逻辑：借助“信息生态”来矫正系统失衡。邦妮·纳尔迪与维姬·奥戴（Bonnie Nardi & Vicki O'Day）在《信息生态：用心使用技术》（1999）里提出，数字时代的知识系统是由人、实践、价值、技术所构成的生态整体，其中任一要素出现失衡都会致使系统发生退化。当下文化遗产数字化进程中存在的“建用脱节、条块分割”这一问题，实际上是信息生态出现了失衡。就像自然生态依靠物种多样性来维持系统韧性一样，文化遗产数字生态同样需要多元主体与异构技术实现共生共荣，来抵御因技术迭代速度加快、标准缺失而带来的退化风险。建立应用生态体系，其实就是运用生态思维重新建立起各要素之间的共生关系。

（四）国际逻辑：对接全球数字遗产治理规范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92年开始发起“世界记忆工程”，在2015年通过了《关于保存和获取包括数字形式在内的文献遗产的建议书》，里面提到，对于文献遗产保护“人人都负有责任”。其于1972年发布的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、2003年发布的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，也为跨国协作奠定了规范基础。我国建立数字化应用生态体系，这既是主动对接国际准则，也是为全球性数字遗产治理提供中国方案。

二、框架维度：生态体系的“资源—技术—主体—应用”四层结构

关于平台生态理论，高威尔与库苏马诺（Gawer & Cusumano）在《平台领导》（2002）里系统论述了“平台领导”和互补者协同创新的逻辑。高威尔在《技术平台的整合框架》（2014）中把平台概念化成“演进型组织或元组织”，就是协调互补创新主体，生成范围经济，还有模块化核心—边缘架构。蒂瓦纳（Tiwana）在《平台生态系统》（2014）中进一步说明了架构、治理与战略的协同。用这个通用的理论来看，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生态体系可分解为四层，国家文化专网犹如贯通这四层的“主干通道”，各类文化机构和科技企业作为依附其上的互补创新节点，凭借标准互联与数据流转，连接为有机整体。

（一）资源层：夯实数字底座。将中华文化数据库、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当作核心，依照统一标准对文物、古籍、非遗、地方戏曲剧种、农耕文明遗址等数据予以关联整合，进而形成“全面共享、重点集成”的数字典藏。到2025年，我国已有60项遗产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不可移动文物有76.7万余处，其中国有可移动文物1.08亿件套的信息已完成数字化，文物数据总量累计超过180TB，并建成了文物保护领域首个科学数据中心（3.8TB），为生态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底料。

（二）技术层：锻造能力支撑。借助国家文化专网，整合人工智能、知识图谱、区块链、可信存储等技术，去解决高精度采集、长期保存、确权授权、版权保护等方面的关键问题。故宫博物院的“数字文物库”已经开放超过10万件藏品的高清资源，敦煌研究院的“数字敦煌·开放素材库”面向全球共享超过6500项高精度数字档案，这证明了技术层对应用层具有支撑作用。

（三）主体层：织密行动者网络。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·拉图尔（Bruno Latour）的“行动者网络理论”（ANT）显示，社会现象乃是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异质网络共同作用形成的。在文化遗产数字化进程当中，政府、文博机构、高校院所、科技企业、传承人、公众，通过国家文化专网和数据平台建立起行动者网络，各个节点协同共存。

（四）应用层：达成价值闭环。围绕保护、研究、展示、教育、产业这五类场景，把数字资源转变为能够被感知、可以参与、能够消费的文化体验，延长文化价值链，让文化遗产在研学教育、创意设计、影视传播、文旅融合里不断释放出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的效能。

三、协同治理路径：韧性、共享、可持续的生态

（一）制度协同：健全法规与标准矩阵。《意见》把“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”作为第八项重点任务予以列出。文化数据安全标准和入库规范的制定需要提速，同时完善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产权保护措施，并加强对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的监管，以制度刚性保障文化数字化生态的规范有序运行。

（二）主体协同：践行多元共治的“公地”准则。奥斯特罗姆“公地治理”的八项设计原则包括清晰边界、规则与本地条件相称、集体选择、动态监督、分级制裁、冲突解决、最低限度组织权认可和嵌套式组织，这些原则对文化遗产数字生态的治理颇具参照意义。若能在这一生态中建立起多元共治机制，让权责划分、集体决策、动态监督和争议调处都有章可循，长期困扰各方的条块分割问题便有望得到解决。

（三）数据协同：激活共建共享动力。《意见》提到要“健全文化资源数据分享动力机制”。落实这一要求，既要打通部门之间、机构之间的数据壁垒，也要把贡献激励、权益分配、互信授权三项机制建立起来。壁垒打通了、机制理顺了，数字资源才能从“静态档案馆”转为“活态文化系统”，重复采集、资源闲置的问题也会随之减少。

（四）价值协同：确立公共价值导向。马克·H.穆尔（Mark H.Moore）在1995年出版的《创造公共价值：政府战略管理》中提到，公共部门管理的目标是创造“公共价值”，而不是追求单一效率。参照穆尔提出的公共价值导向，本生态体系要平衡保护本体安全、合理开发利用、公益属性与产业动能，通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来整合多元诉求。

（五）国际协同：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。以“数字敦煌”等具有可复制、可推广特性的整体性方案作为连接纽带，加深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ESCO）、“一带一路”共建伙伴在数字遗产方面的合作。与相关国家建立规范化的文化遗产标识系统，在数据标准、遗产修复、知识共享等方面贡献中国智慧，以此提高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。同时，应主动把我国文化数字化实践提炼成能够进行对话的国际话语，推动建立起兼顾文化主权和开放共享的全球数字遗产治理新秩序。

结语

在数智技术快速发展、文化强国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，文化遗产的保护、传承、活化利用正经历着从“数字化记录”朝着“生态化应用”的转变。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生态体系，是一项整合技术、资源、主体与制度的系统工程，也是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、延续中华文脉的必由之路。只有用信息生态思维重新塑造要素关系、依据“公地治理”逻辑凝聚多元共识、借助平台架构支撑协同创新，才能真正达成“中华文化全景呈现，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”的战略愿景，使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展现出新的生机。

【作者：张明明，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；蔡江，郑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支持《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生态体系构建与协同治理路径研究》（26B520068）阶段性成果】